广东是岭南文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前沿地，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

　　截至2021年底，全省核定公布不可移动文物2.5万余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1处（开平碉楼与村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55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000余处；“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全省备案博物馆367个，定级博物馆总数位居全国第二；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513处，可移动珍贵革命文物4783件/套，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初创：鸿蒙初辟，筚路蓝缕

　　——广东是中国第一个官方考古机构、第一本官办历史考古学学术期刊的诞生地。

　　近代广东引领时代风气之先。1928年3月底，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请傅斯年、顾颉刚和杨振声三人为常务筹备员，在广州筹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史语所”），同年7月正式成立。10月22日，“史语所”迁入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5号柏园，这是中国第一个国立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现代人文学科的研究机构，曾聚集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罗常培、李方桂、董作宾等一批顶级学者，在殷墟考古发掘、古文字、民俗学、方言调查、人类学、民族学等多个领域取得辉煌成绩，奠定了中国现代新学术发展的起点，并在此创办出版了第一本官办历史考古学学术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29年，广州市立博物院成立，谢英伯任院长，这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也是此后二十年间广州考古活动的主要组织机构。1931年，胡肇椿、杨成志、曾传轺等人在广州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职业考古学团体黄花考古学院，并于1932年1月出版了考古学专业期刊《考古学杂志》的创刊号。

　　——广东首次考古工作启动于1916年。

　　广东最早的考古工作始于1916年，当年在广州东山龟岗发掘了一座西汉初年木椁墓。1931年1月至次年1月，中山大学胡肇椿等人主持进行了六次发掘、调查，先后发掘了广州东郊猫儿岗汉墓、教育厅后园（现广州解放北路迎宾馆）清代尚王府旧址、西郊大刀山晋墓，以及以汉至南朝墓为对象的三次调查活动。上世纪40年代，顾铁符、饶宗颐等在粤东韩江流域也进行了一些考古调查，采集到一些石器和陶片。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前，广东的文物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和粤东地区，发现了一批华南地区的古代文物及遗址，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华南地区乃至中国考古学上的空白。

　　启航：星火燎原，承前启后

　　——上世纪50年代，广东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体系逐步完善。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这一阶段，广东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了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通过遍及全省（包括海南岛）的普查工作发现了众多新石器时代至先秦阶段的遗址，对全省的文物分布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并针对其中较为重要的遗址进行了发掘工作，取得了诸多考古成果，如：增城金兰寺遗址、西樵山石器制造场、曲江“马坝人”遗址、曲江鲶鱼转遗址、曲江马蹄坪遗址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文物考古工作获得一批重大成果。

　　上世纪60年代以后，广东文物考古事业逐渐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这一阶段，我省考古工作成绩引人注目：1960年，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韶关地区文博人员组成文物普查队，对韶关地区进行了文物普查；1962—1963年，清远马头岗春秋、战国墓葬的发掘成果曾一度在省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揭开了岭南青铜时代考古研究的序幕；1974年，广州市有关部门发掘了“秦汉造船工场”的遗址；1973—1978年，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发掘了马坝石峡遗址，从而打开了认识岭南史前文化的窗口，苏秉琦先生提出并论证了“石峡文化”，石峡遗址为“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起源等考古学领域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同时也为各市、县的文物考古工作培养了大批业务骨干。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是广东文物考古发展的重要阶段，各项法规逐步完善、文物考古机构相继建立、专业人员显著增加、考古工作逐渐深入，文物考古各方面工作均步入正轨。

　　发展：渐入佳境，硕果累累

　　——改革开放后，广东初步建立具有岭南特色的考古脉络和文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作为先行地区和前沿阵地，经济建设飞速开展，文物与考古事业蓬勃发展。

　　全省文博机构不断健全，数量不断增长。1978年，仅有文博单位34个，2008年增加至204个。1977年，成立广东省文物商店，1984年改为省文物总店。1979年，省博物馆恢复馆长负责制，2003年在广州珠江新城建设广东省博物馆新馆。1990年成立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7年成立广东省文物鉴定站（挂国家文物出境鉴定广东站牌子）。全省绝大多数市、县先后成立了博物馆，各市、县相继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文化局内设立文物科或社文科，负责本辖区内的文物博物馆管理工作。

　　与此同时，广东文博名家辈出。历代文博工作者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涌现了一批杰出文物工作者，如将一生都奉献给了文博事业的已故著名文物考古学家商承祚、麦英豪、何纪生、朱非素等。

　　——广东文物考古工作实现多项历史性突破、奠定优势项目基础。

　　这一时期，广东考古开始进入“黄金时代”，先后获得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达8项：1995年广东南越国宫署御苑遗迹，1997年广东广州南越国御苑遗迹，2000年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2001年广东深圳屋背岭商代遗址，2004年广东广州大学城南汉二陵，2006年广东深圳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高明古椰贝丘遗址，2010年广东汕头“南澳Ⅰ号”明代沉船遗址。获得全国田野考古奖5项，全国创新和科技进步奖1项，其中“南海Ⅰ号”的整体打捞项目和“南澳Ⅰ号”发掘项目的成功，使我省的水下考古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文化遗产保护方面，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实现了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1982—1986年和2007—2012年，全省文物系统组织开展了第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摸清了全省不可移动文物状况。经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广东省核定公布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2.5万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8处，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613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000余处。

　　辉煌：踵事增华，踔厉奋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文物考古事业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殷殷期待，重任在肩。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决策部署，全面把握文物考古事业发展的新要求、新任务、新矛盾，切实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征程中屡创佳绩，全省文物考古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十年间，广东省文物考古队伍不断壮大，机构不断健全，制度不断完善。2012年，经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省文物局为省文化厅直属行政单位，不定级别，下设2个正处级内设机构：综合处（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文物保护与考古处，核定省文物局局长（可由副厅级干部担任）1名、副局长（兼任处长）2名、副处级领导职数2名。2021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增设革命文物处，指导全省革命文物保护管理利用工作。2022年3月，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更名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并从原有财政补助一类事业编制的50名扩编为91名。《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2016）、《广东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行动计划》（2019）、《广东省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行动计划》（2019）、《广东省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若干措施》（2021）、《广东省革命遗址保护条例》（2022）等政策法规文件的出台，为广东省文物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文化遗产保护水平不断提高。2019年在国务院公布的名单中，全省新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3处、增幅达34%，新增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建构了文物建筑勘查设计、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研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村镇）保护、革命文物保护四大专业力量，在全国率先完成可移动文物普查任务。开展了郁南磨刀山遗址、英德青塘遗址、古椰贝丘遗址等重要考古遗址规划编制，佛山祖庙、清晖园、叶挺故居等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完成了丹霞山文化遗产专项普查、潮州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方案编制和南粤古驿道保护与利用等重大项目，佛山祖庙、顺德陈氏大宗祠和河源荣封第（仙坑四角楼）三处修缮项目获评“全国优秀文物维修工程”。

　　全省红色资源数量和级别位居全国第一方阵，多项工作创新在全国首开先河。广东是革命文物延续年代最长、序列最完整、种类最齐全的省份，涵盖和贯穿了中国近现代开篇、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阶段。全省现有革命类博物馆57家，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3个，21个市82个县列入国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是全国为数不多全域覆盖的省份。2021年，核定公布首批《广东省革命文物名录》，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513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处，居全国第四；可移动革命文物4783件（套），均为珍贵文物。省委、省政府出台革命文物、革命遗址等保护利用系列文件，建立省文物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省级财政设立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利用专项资金，2019年起5年安排15亿元用于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在全国率先建立“岁修”制度，优先用于濒危革命文物抢救性保护。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金融监管局、广东人寿财险联合为135处省级以上革命文物保护单位免费捐赠保额达49.5亿元的保险，成为全国金融保险行业参与文物保护的首个案例，为革命文物和参观群众在重大自然灾害时提供保障。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改扩建、孙中山故居等20多处文物保护单位提质升级。梳理和调研中央红色交通线粤东段的史料和现场，有效推进中央红色交通线和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线路的保护利用工作。开展“抗战时期粤北办学旧址活化利用——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建设工作，创建了文史资料数据库。创新提出并发布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广东省历史文化游径，建立“革命文物保护修缮——陈列展示——周边环境整治——红色旅游景区”的全流程建设模式，推动革命文物文旅融合。

　　——广东成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最为丰富和多样的省份之一。

　　全省现有英德青塘遗址、深圳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广州大学城南汉二陵、“南海Ⅰ号”南宋沉船、“南澳Ⅰ号”明代沉船等10处遗址、11个考古发掘项目先后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十大”项目中涉及年代最全（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明代中晚期）、遗址类型最丰富（含洞穴、沙丘、贝丘、墓地、宫苑、沉船等）、作业方式最多样（陆地和水下考古并驾齐驱）的省份之一。例如，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被评为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郁南磨刀山遗址第1地点是广东目前确认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将广东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由距今13万年左右提前至数十万年前，填补了广东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文化空白，是广东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

　　此外，英德青塘遗址项目获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华南史前考古的新突破，对于东亚、东南亚史前人类与文化发展的认识和探讨具有重大学术意义。连续的地层与文化序列，揭示出环境变迁与文化演进的耦合关系，为华南乃至东南亚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把重要的标尺；墓葬与人骨的发现对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宗教信仰、社会复杂程度、区域现代人群体质演化及扩散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丰富的文化遗存为研究华南该阶段原始聚落形态、早期陶器的出现与传播、现代人行为的特点与多样性、区域史前文化间的关系等提供了珍贵的材料，为破译旧大陆东部现代人出现与扩散、东亚与东南亚史前文化交流、旧—新石器过渡阶段中生计模式的转变等前沿课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广东是中国水下考古的发源地和见证者，经历了中国水下考古起步、发展到辉煌的全过程，在整体打捞、水下发掘保护、水下数字化科技考古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先后发掘保护了“南海Ⅰ号”南宋沉船、“南澳Ⅰ号”明代沉船、湛江硇洲岛海域清代沉船等，其中“南澳Ⅰ号”入选201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成为首个入选该奖项的水下考古项目；“南海Ⅰ号”成为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经典案例，入选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南海Ⅰ号”是1987年发现于我国广东省台山海域的南宋早期商船，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陶瓷史等提供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南海Ⅰ号”以其承载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发现，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南海Ⅰ号”提取的文物种类丰富，主要有陶瓷器、铜铁器、金银器、漆木器、钱币、朱砂、动植物残骸、植物果核等，共发掘文物约18万件，创全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其中瓷器超过17万件套，金器213件套约3.5kg，银器198件套约300kg，铜器196件套（部分为铜钱铜环），铁器13件套，铅锡金属器60件套，竹木漆器98件套，石玉玻璃器26件套，材质不明274件套。另外提取船木139块，标本2931件，铁器凝结物130吨。沉船残长22.95米，宽9.85米，船内舱室最深2.7米，艏、艉部龙骨已露出。全船共分为15个舱室，船舱间用隔舱板进行分隔；现存13个船舱以及艉部左右对称布置的2个艉尖舱，其发现及打捞发掘工作前后历经三十余年，是广东也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一个缩影，见证了我国水下考古学科领域从无到有，再到成熟壮大的发展历程。

　　2021年，适逢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之际，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和“南海Ⅰ号”沉船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英德岩山寨遗址入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开启新篇章，初心如磐，步履未停。广东将一如既往做好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坚持锻造长板和补齐短板齐抓并重，加快推动广东文物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更高水平的文化强省建设作出新贡献，开创广东文物考古工作新局面！

　　免责声明：网站作为信息内容发布平台，页面展示内容的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不代表本网站立场，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文章内容如涉及侵权请联系及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