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末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出现以来，消费一直是经济复苏的薄弱环节，尤其是接触型、聚集型、流动型消费恢复偏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参考海外经验，消费修复的高度仍相对有限，而且不同品类的修复路径也存在差异。我国在今年面对外需降温，出口承压的大环境下，消费或将有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恢复和扩大消费是政策的重点方向。

　　新发展阶段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海外发展的经验看，在经济增速换挡后，消费的作用往往会有所抬升。在快速工业化阶段，投资和出口的重要性提升，消费占比相对减少；随着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消费重新成为增长的重要引擎。回看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在抬升，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疫情出现之前的几年，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均保持在50%以上。

　　从产业角度来看，制造业升级到了一定程度，进一步升级的速度放缓，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占比会抬升。2016年到2019年，我国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保持在60%以上，随后受疫情影响有所回落，但是2021年仍然达到54.7%，高于第一产业的6.5%、第二产业的38.9%。从消费结构来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服务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会持续增加。从政策角度来看，决策层对消费的重视逐步加深。关注促消费的政策方向主要体现在：强调基础性作用；强化民生导向；倡导绿色消费。

　　2022年以来，我国消费增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数据显示，去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0.2%，相比疫情之前2019年8%左右的中枢有较大差距。消费承压主要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疫情扰动下，居民消费场景缺失，尤其是接触型、聚集型、流动型消费恢复偏慢。其二，房地产供需两端承压，对相关产业链的消费形成拖累。其三，居民消费意愿不足，可选消费品的零售受到更多影响。我们认为，可选消费偏弱主因在于疫情以来居民收入受损，更多偏好储蓄而非消费。根据统计局的调查，自去年4月起消费者意愿指数始终低位徘徊。

　　海外消费的修复高度和影响因素

　　基于海外经济体的经验，可以从总量和结构来分析消费修复的高度以及可能影响消费修复高度的因素。我们发现，即使在消费修复近半年后，疫情造成的影响仍普遍存在。从2022年一季度开始，各个国家和地区，消费先后进入复苏通道。但是，截至2022年三季度，在我们观测的17个经济体中，仅有美国的消费恢复至疫情前的增长水平。相对而言，欧美国家的消费修复水平较高，而亚洲地区的消费修复程度相对偏低，仅修复至无疫情情形下的九成左右。

　　疫后消费修复的高度不同，影响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居民的收入。美国为居民提供的补贴超过了工资和就业的损失，使得美国居民收入在疫情防控期间不减反增，这正是美国修复高度明显超过趋势值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影响消费复苏的重要因素，是居民前期多增的超额储蓄。一般来说，居民在疫情防控期间的超额储蓄率越高，后续随着线下消费场景的放开，消费反弹的高度也就越高。

　　然而，美国的超额净储蓄率并不是最高的，但它的消费修复程度却较其他经济体更高。我们进一步发现，超额储蓄的来源不同，其对消费的提振作用有明显差异。超额储蓄的来源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一是“超额”补贴，这主要来自各国积极财政政策给居民带来的额外收入。二是“减少”支出，在疫情防控期间，由于居民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支出，从而被动增加了储蓄。还有一部分是“超额”薪酬和其他收入，但由于疫情使得居民失业、减薪，所以这一项目一般表现为负值。对比美国和日本超额储蓄的结构，我们发现美国居民的超额储蓄绝大部分来自“超额”补贴，而日本则有近40%的超额储蓄来自“减少”支出。

　　超额储蓄的来源不同，其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也存在差异。“超额”补贴形成的超额储蓄集中于低收入群体。这是因为，补贴政策一般更倾向于救助低收入人群，从美国数据可以看出，在美国不同收入的人群中，“超额”补贴对最低25%收入群体的贡献最大，而对于最高25%收入群体来说，“超额”补贴甚至是负值，也就是他们收到的补贴反而低于没有疫情时的水平。而“缩减开支”形成的超额储蓄则更多集中在高收入群体。这是由于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大多是刚需，即使面临疫情冲击，也很难削减。

　　低收入群体的超额储蓄，可以刺激更多消费。一般来说，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要高于高收入群体。美国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是最高收入群体的5倍左右。这就意味着，同样规模的“超额储蓄”，如果属于低收入群体，那么相比于属于高收入群体，能够刺激更多的消费。也就是说，发放财政补贴越多的经济体，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那么疫后消费修复也就越高。

　　即使有充足的储备资金，居民是否会将这些资金用于消费，还取决于居民的消费意愿，或者说是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如果居民对未来经济较为乐观，认为未来收入能够持续增长，当前不必要进行额外的储蓄，就会将资金更多投向消费。反之，居民会更倾向于增加储蓄，以此预防未来意外的发生，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疫后消费复苏呈现结构性分化

　　在不同的消费类型中，耐用品修复偏慢，但由于本身受疫情影响较小，当前基本都已修复至无疫情情形下的水平。而服务消费由于弹性较大，修复斜率高，则最终修复的高度偏低。

　　首先关注商品消费。第一类是食品饮料。刚需型食品饮料消费在疫情峰值期修复明显偏早、偏快，甚至出现“逆势增长”，这主要是居民在疫情前期有大量的“囤货”需求。而在疫情影响减弱后，食品饮料消费并没有持续修复，甚至会出现一定回落。第二类是纺织服装。由于纺织服装的消费与居民出行相关性较高，所以在疫情影响减弱、人口流动恢复后，购置新服装和鞋类的需求在短期快速回升，持续大约一个季度左右，之后又有回落。第三类是医药消费。和食品饮料类似的，在疫情高峰初期，医药消费出现“逆势增长”，但在疫情峰值过去后，医药消费再度回落，之后基本持平。

　　再来看耐用品消费，我们主要分析了汽车、电子产品（通信设备）、家具家电三大类耐用品，其中汽车消费改善相对明显。电子产品和家具家电消费，在疫情防控期间就表现不错，这主要是由于居家时间增加，所以在疫情过去后，需求也相对减弱，出现相关消费反而走低的情形。而与出行相关的汽车消费则相反，在大部分经济体中汽车消费均出现明显改善。

　　除了商品消费，我们更关注与疫情相关性更大的服务消费。一类服务消费是餐饮和住宿，这一类消费在疫情影响消退后快速恢复，且恢复速度较其他消费要明显更快。尤其是其中享受型的酒吧、餐厅消费，在短期出现了非常迅速的增长。但从修复高度来看，整体餐饮住宿消费修复至无疫情水平的80%~90%左右。相对于享受、娱乐型的酒吧，平价、实用型的快餐店修复水平明显较高。另一类服务消费是休闲旅游，和餐饮住宿消费类似，反弹速度也相对较快，境内游的修复速度较境外游要更快，这主要是由于各地允许境外游客入境时间相对更晚，且短期内消费者对跨国旅行仍然慎重，而境内游面临的限制相对较小。从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和巴西的数据可以看出，旅游的修复水平相对其他消费明显偏低，平均来看仅修复至无疫情水平的不到六成。

　　整体来看，在疫情影响减弱后，餐饮住宿、旅游等服务消费，商品消费中的纺织服装等出行相关品类弹性较大、修复较快，而其他商品消费并没有出现明显改善趋势。不过，从修复的高度来看，服务消费的修复程度较商品消费要低一些。在修复持续半年后，餐饮住宿消费仍只修复到无疫情水平的八到九成，旅游消费则更低，只修复到六成左右。其中，快餐店、境内旅游等细分品类相对修复程度较高，这些品类的共同特征是，性价比高、本土化强，是服务消费中的结构性亮点。

　　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政策抓手

　　消费券的发放是恢复消费的重要举措。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官网，宋铮等学者对2021年我国香港地区的消费券政策效果进行的评估发现，自政策宣布起，消费券用户的每周支出平均增加约200港元，至2021年年底共增加约5400港元。也就是说消费券的发放使得居民额外增加支出的规模是面值的1.09倍，其中在非耐用品和服务类方面增加的支出占总支出增量的比重达到57%~63%。

　　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随后部委层面针对促消费政策进一步表态。去年年底，商务部表示，汽车、家电、家居、餐饮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四分之一左右，是消费的“顶梁柱”。着力稳定汽车消费，支持新能源汽车购买使用，加快活跃二手车市场。支持餐饮等行业恢复发展，促进家电家居消费，推动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加快发展新型消费。

　　消费发力离不开资金支持。银保监会表示，鼓励大宗商品消费，为新型消费和服务消费提供信贷支持和保险保障。在财政方面，我们认为对消费的支持力度也应有所提升。一方面，提高消费能力。加大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消费倾向高、但受疫情影响大的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改善消费环境。提高消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

　　中长期角度，《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2023年第1号）为我们明确了全面促进消费的方向。对于传统消费，汽车、居住领域仍是重要一环。在汽车领域，通过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释放出行消费潜力。对于居住消费，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促进家庭装修消费，增加智能家电消费，推动数字家庭发展。对于服务消费，在文旅方面，大力发展度假休闲旅游；养老方面，发展银发经济，推动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开发适老化技术和产品；医疗方面，着力增加高质量的中医医疗、养生保健、康复、健康旅游等服务。此外，促进群众体育消费，鼓励发展家庭管家等高端家政服务等。对于新型消费，可以重点关注线上线下商品消费融合、“互联网+社会服务”新模式、共享经济和新个体经济等新业态的发展。对于绿色低碳消费，促进居民耐用消费品绿色更新和品质升级，大力发展节能低碳建筑，规范发展汽车、动力电池、家电、电子产品回收利用行业。对于农村消费，推动农村居民汽车、家电、家具、家装消费升级，引导县域引入城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考虑到去年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决策层对经济工作的部署和规划，我们认为接下来促消费政策或从以下几个方向出发。在对象上，以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为基础，近两年受损较多的领域有望得到更多支持。一方面，去年房地产供需两端承压，今年“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势必得到进一步落实，促进装潢、家居、家电等居住消费提升。另一方面，对于受疫情冲击较大传统消费，餐饮、文旅或得到更多帮扶。此外，符合长期战略规划的领域或将进一步强化。今年以来促汽车消费被部委多次提及，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为进一步加快促消费政策效果的释放，在结合国内外的经验后，我们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对于传统消费，消费券可以取消核销率较低的券种，适当提升优惠力度，提高消费券发放规模。其次，对于居住消费，房地产的供需承压是主要拖累。鉴于此，一方面，宏观政策应为保交楼贷款、住房租赁贷款提供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因城施策保障地产平稳运行。对于有需求支撑的大城市来说，面对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可以进一步降低房贷利率，释放调整限购政策。对于需求不足的中小城市来说，房价继续调整或才能看到需求端的好转。再次，对于服务消费，释放超额储蓄。未来要提升居民消费意愿，推动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政策端可以提高对服务业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提振企业信心，加快消费场景的恢复。最后，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因此，今年可以适当提升个人所得税减免力度，加强社保补贴，以此提升居民消费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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