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语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23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稳定大宗消费，推动生活服务消费恢复成了2023年政府工作的方向之一。为此，本期金融时报《理论周刊》邀请几位专家从我国消费现状出发，围绕抑制消费的系列障碍，共同探讨释放我国消费潜力和培育新增长点的思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延续了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放在首位的战略布局，将扩大内需置于八条主要部署的第一条，凸显出消费在推动国民经济复苏中的重要地位。对此，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博士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尽管在过去两年内受到一定约束，消费仍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国家层面应从需求以及供给两个角度入手，从“量”与“质”的维度上共同发力，辅以政策扶持，推动消费复苏进程加快。

明明

　　现任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生毕业于清华五道口，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一司、二司，于2015年加入中信证券。研究专注于宏观经济、利率、货币政策和流动性。

　　我国经济发展重心转向消费的合理性

　　《金融时报》记者：请您根据我国发展实际，谈谈“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现实意义？

　　明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周亚虹、周先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显示，在新发展阶段，消费对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是数量上的基础性作用。宏观上体现为消费支出总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微观上体现在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或消费信心。二是质量上的基础性作用。消费结构的升级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进而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消费结构的升级还需要通过降低消费不平等，来提高消费升级的普遍性。

　　从我国经济的现状来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发展重心转向消费的合理性。“三驾马车”中，投资与净出口的提升空间均受到一定限制，其中投资主要受我国当前债务压力较大的影响，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大。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31个省市地方债务余额为35.1万亿元，较2021年年末增加4.6万亿元。2022年受减税降费以及疫情扰动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速放缓，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有所下滑，且低于债务增速，各省市负债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以及债务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政府综合财力之比）均面临着较大的上行压力。在债务压力逐步凸显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投资增速将很难达到过去两年的水平。净出口方面，受海外经济体尤其是美欧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外需持续面临下行压力。自2022年10月出口增速由正转负以来，我国出口已连续3个月出现负增长。此外，考虑到美国经济衰退压力加大以及主动去库存周期的延续，叠加中美在关键领域博弈延续的大背景，我国出口在今年仍将面临潜在的下行压力，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受到一定约束。因此，经济发展的重心不可避免地会转向消费。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消费的GDP占比通常在70%以上，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说明消费对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长远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从我国经济结构近年来的变化中，也可以发现消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疫情之前的十年间（2010年到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8.9%，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20年受到疫情短暂的冲击，2021年消费继续发挥稳增长的重要作用，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5.4%的高位，拉动GDP增长5.3个百分点。可以说，我国正逐渐从投资拉动型经济向消费拉动型经济转变。

　　消费市场的现状及趋势

　　《金融时报》记者：我国消费市场的现状如何？

　　明明：以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我国消费市场快速增长，活力与韧性并存。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超过10倍，从2000年时的3.8万亿元，经历了2019年首次突破40万亿元，并于2022年达到44万亿元。尽管经历了三年疫情的冲击，我国消费依旧维持了较强的韧性。与此同时，我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提升，从2000年的0.37万元快速增长到2022年的3.69万元，增长近9倍。

　　然而从近两年来看，受到疫情扰动的影响，我国消费市场面临着一定挑战。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明显放缓，并在2022年二季度以及四季度出现负增长，反映出疫情对经济及消费的冲击。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22年下跌到90以下，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反映出消费者对于消费的谨慎态度。德勤《2023中国消费者洞察与市场展望白皮书》进行的消费者调研数据显示，疫情导致的消费需求减弱、消费观念发生改变以及对未来经济不乐观是造成对部分品类消费减少的主要原因。

　　疫情防控机制优化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国消费市场出现了一定的复苏迹象，并在不同行业呈现不同的特征。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兔年春节期间，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2%，相比疫情前的2019年年均增长12.4%。具体来看，餐饮方面，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春节期间餐饮堂食消费比去年提升15.4%，店均消费同比提升10.8%。旅游方面，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测算，今年春节期间，全国国内旅游出游3.08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58.4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1%及30%，随着各地市景区纷纷开展节日免票等活动，旅游热度复苏明显。交通运输方面，截至1月31日（春运第25天），2023年春运共发送旅客9.85亿，同比提升超50%；春节前9天（除夕至大年初八）主要城市地铁客运量同比提升9.3%，其中二线城市更是增长近19%，说明今年春节期间一线城市返乡过年特征显著，带动低线城市人流恢复正常。电影票房方面，今年春节档票房收入排名历史第二，其中观影人次、票房收入同比分别提升12.1%及13.2%。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2023年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

　　明明：展望2023年的消费市场，可以参考2021年的消费复苏路径。2021年是2020年疫情后的复苏之年，虽然疫情的扰动仍然存在，但相比疫情刚暴发时影响已经大大削弱，整体经济环境状况与今年较为相似。因此，通过分析2021年的消费复苏路径，可以为今年的消费复苏提供合理的参考。

　　2021年下半年居民消费倾向回归至疫情前水平。通过居民消费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可以计算得出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疫情之前的2019年，边际消费倾向一直维持在0.7左右。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走低，直到2021年下半年居民消费倾向重回0.7，恢复至疫情前的正常水平。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两年平均增速为4%左右。如果将2021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不同类型的商品进行拆解，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结构特征：

　　第一，升级类商品弹性较大，复苏斜率较高。高端商品如金银珠宝、烟酒、汽车2021年的两年平均增速分别达到11.2%、13.0%以及2.8%，显著高于疫情前的增速，呈现出较高的弹性。第二，中低端商品消费复苏幅度相对受限。从限额以上企业的零售数据来看，2021年服装鞋帽针纺织品、服装等分项的增速都尚未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第三，还有一些品类的商品具备各自的逻辑。其中刚性需求的商品如粮油食品、日用品、中西药品等，2021年的增速已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一些与地产行业周期密切相关的商品如建筑装潢材料、家具，主要受到地产周期的影响；场景类商品如文体用品，则更多地受到相应的线下消费场景的影响，在疫情影响减弱的背景下，这类商品的增速较为显著。

　　结合2021年的复苏经验，今年的消费市场有望交出满意的答卷。商品消费方面，金银珠宝、汽车等消费升级类商品或将有更强表现；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地产销售有望逐步回暖，建筑装潢、家具等地产周期类商品有望迎来增速提升。服务消费方面，参考美日韩等国疫情放开后的经验，伴随着疫情管控机制的优化，消费场景的限制减少，居民外出消费意愿的提升，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住宿餐饮、文体娱乐等线下消费场景有望迎来快速回暖。

　　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出发实现消费复苏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我国实现消费复苏的着力点在哪些方面？

　　明明：要顺利实现消费复苏，国家层面应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大方向着手，并辅以相应的政策支撑。

　　从需求侧来看，根据消费经济学理论，影响一定时期内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主要有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和消费环境等。其中消费能力受到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增加就业机会。基于2012年到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得出，相比于增加就业，企业更倾向于将减税节省的资金用于投资。因此，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我国的减税政策，从投资偏向型向就业偏向型转变，引导企业将减税节省的资金用于吸纳就业，例如对于招收应届生以及符合政策失业人员的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免当年应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及教育费附加等税费，鼓励企业吸纳就业。此外，还可以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的方式，提升求职者的职业技能，增强其求职竞争力。二是进行产业升级。基于2002年至2015年全国范围内50个一二三线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产业升级是收入增长的源动力。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制造强国各类产业人才薪酬管理的经验，完善市场评价人才贡献机制，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实现优质人力资本薪资待遇提升同产业升级进程大致同步。此外，2022年二季度以来，在疫情影响、企业吸纳就业能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下，16岁至24岁城镇青年劳动力的调查失业率逐月走高，并在7月份上升至19.9%的年内高点，全年都处于15%以上。在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为大学生提供更加有利的就业条件，从而间接提高居民收入。

　　居民消费意愿主要受到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而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因此，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地位将会提高社会的总体平均消费倾向，收入差距的缩小将会促进居民消费支出。缩小地区及城乡收入差距，可以通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例如可以通过健全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区域间人均财政支出的差距；通过三产融合的方式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公平。

　　消费环境的改善也是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必不可少的一环，只有消费环境变好，消费者才会更乐于进行消费。研究发现，改善消费环境能显著刺激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但其存在滞后效应，因此在相关政策的制定时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具体来看，改善消费环境可以从优化消费基础设施环境、完善消费者权益保障等途径入手。

　　从供给的角度来分析，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2000年，茨威穆勒（Zweimuller）在分析收入差距、创新程度与消费需求的互动关系时指出，当收入维持在一定水平时，技术进步将刺激消费增长。如前所述，消费对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不仅仅体现在“量”上，还反映在“质”的提升，即消费结构的升级。而消费结构的高级化可以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来实现。借助数字化的手段，通过互联网+消费品等形式，实现产品创新与迭代，提高消费品品质，用更新更高级的产品吸引消费者，引导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升级。具体来看，在消费对象方面，可以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群体，采取差异化的方式推进数字化进程。对于青少年消费群体，可以通过沉浸式购物体验，如在线直播购物，短视频直播带货等年轻人更感兴趣的方式，提升其购物体验；对于老年消费群体，可以扩大适老化智能终端产品供给、提供符合老年人观看及使用习惯的智能化应用程序（App）便捷老年人购物体验，帮助他们充分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便利，更好地融入智慧社会，带动“银发经济”的发展。

　　此外，消费升级的实现还有赖于消费不平等的降低。由于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在居民消费升级的同时，不同阶层之间的消费不平等现象也呈现出一定的扩大趋势，导致消费升级的普遍性被削弱。因此，在消费品供给进行差异化管理的同时，也应注重对消费平等的维护。例如要加强对平台及服务提供商大数据“杀熟”行为的监管力度，对通过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施不公正的差别待遇等行为予以惩罚。

　　在消费升级的进程中，还有一些扰动因素应得到重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线上消费产品的创新迭代对于消费升级至关重要，但是无论线上线下，都不能违背契约精神，否则就会造成供需的失衡并进而拉低消费内涵。尤其是许多披着数字经济外衣的所谓新产品，例如对虚拟数字货币的炒作以及对元宇宙概念的泛滥误导，都是把技术当成牟利的工具，对消费升级有百害而无一利。

　　进一步提振消费，无论是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入手，都离不开配套的政策刺激以及税收优惠。例如可以通过继续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等措施促进新能源渗透率的进一步提升，助力绿色消费；通过进一步放开免税品市场管制来减少消费外流；通过旅游等服务业的复苏带动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

　　对于企业来讲，伴随着消费者消费理念以及消费行为的变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也应该随之进行优化。德勤《2023中国消费者洞察与市场展望白皮书》调研显示，中国消费者正逐步回归理性消费，关注产品性价比；对新业态新场景表现出很强的活力和接受度；乐于了解并使用新技术带来的新产品。因此，作为消费产品的提供方，企业应该通过技术推动产品迭代创新；加速全渠道产品布局，打造全渠道高品质体验，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购物需求；用更好的“质”和相对更低的“价”吸引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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